过去100年胖子是怎么一步步被逼死的

2018-06-17 23:32 点击:

  “一白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句话在所有女生的心目中有如圣经般的存在。黑可以怪爸妈,但你还胖,就是你自己的不对了。精致的“猪猪女孩”们是不允许“胖”这种字眼出现在自己身上的。

  只要是心智正常的女孩心里都明白,微胖、圆润这些安慰人的词语,都是男朋友强烈求生欲下的产物。想又胖又美?不存在的,至少在脑子里只有“漫画腿”的广大直男眼里,是绝无可能的。

  可是,我们眼中根深蒂固的“以瘦为美”,在全世界成为潮流的时间不到百年。也就是说,因为胖而努力减肥的你回到一百年前,你身边的人一定会惊异的看着你:“他怕不是一个傻子吧”。

  狩猎采集时代,人们能不能获取食物,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对他们来说,饥一顿饱一顿是常态。即使是进入农业时代后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食物供给也是非常不稳定的,你不知道农作物会在什么时候枯萎,你也不知道新出生的家畜会不会过早死亡,你更不知道自然灾害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到自己头上。食物短缺和饥荒都很常见。

  我们知道,将能量以脂肪(fat)的形式储存在人体脂肪组织(adipose tissue)中,可以帮助人们度过各种各样的难关。人类是储存脂肪的高手,人类婴儿是所有哺乳动物婴儿中最肥的。

  而肥胖,是一种节俭。那些吃了相同份量食物、却能储存更多脂肪的人,是很“节俭”的。别小看这样的能力,它们意味着生与死的区别。太瘦,就增加了发病率和死亡率。自然选择更亲睐“节俭基因”,储存脂肪能力越强的人,存活率越高。肥胖实际上是人类一项了不起的“进化创新”。

  今天肥胖之所以成为全球范围的流行病,其实大部分是因为,我们的生物学特征与现代环境互不相符。我们“拖着”人类祖先们的生物学特征,却进入了一个经历了戏剧变化的时代。在大多数国家的现代生活中,食物是充裕的,你往往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到想吃的东西。因此在过去,脂肪储存是一种优势;但在今天,脂肪储存变成了坏处。

  请注意,这场肥胖流行不止是指超重的人类,它还包含了我们饲养的各类宠物。全世界的宠物都比过去更胖了。在1948年到2006年间,就连走街串巷的老鼠,体重每十年都会增加6%。

  无论怎样,人类对饥饿的长期恐惧也影响着审美。牛津大学两位人类学家援引的跨文化研究发现,在许多传统社会中,富态(plumpness)意味着有吸引力,意味着你这个人拥有健康、美貌、富有和权力。这些传统社会存在于瑙鲁、萨摩亚和马来西亚等之中。

  长期被饥荒困扰的古代中国也是如此。除了有闲有钱的统治阶级、文人墨客追求“以瘦为美”(诸如《洛神赋》中的洛神和汉代掌上起舞的赵飞燕),经常吃不起饭的普通民众其实更喜爱富态。在《红楼梦》中,瘦弱的林黛玉只被少数人怜惜,她的受欢迎程度不如富态端庄的薛宝钗。

  肥胖的文化意义也反映在雕塑、壁画上。从古至今,被世界各地人们推崇为母神(或者是女神)的,大多是大胖子。

  1908年,考古学家在奥地利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了一尊女性小雕塑,这尊雕塑如今被称为“维伦多尔夫的维纳斯”(Venus of Willendorf),距今大约有2万年。它有着蹲着的身体、球状的轮廓、下垂的乳房和突出的腹部,这些可能都是当时人们的肥胖美学。

  文艺复兴时期掀起的审美浪潮,把以肥硕为美推向了高潮。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 所作的壁画形象大多是丰满的,比如西斯廷礼拜堂里的玛丽与梵蒂冈的耶稣像。

  大量的文学作品,还把胖和瘦的区别变成了善恶对比。两个生动而鲜明的例子是《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胖子是欢乐、可爱和善良的,比如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乔潘扎和莎士比亚的福斯塔夫;而瘦子是吝啬和狡猾的,就像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

  丹尼尔·兰伯特(Daniel Lambert)可能是18世纪末英国最著名的大胖子。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只活了39岁),丹尼尔·兰伯特见过英国国王,人们甚至愿意花钱与他会面。丹尼尔·兰伯特这么有名,纯粹是因为胖——他去世时体重达到了700磅,约为317.5千克。

  有意思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大胖子,并不被人所鄙夷,人们对他的印象相当正面。人们拿他的名字命名酒吧和旅馆,因为硕大的体型能让人联想到吃的好、喝的也好;人们拿他的肖像做政治宣传,也是在宣传英格兰的英明神武。

  前面已经提到,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在和食物短缺、疾病还有恶劣的环境做斗争。但从18世纪开始,农业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食品供应逐渐增加。

  当然,即使到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发达国家们还被贫穷、营养不良和传染病所困扰。但20世纪头几十年,这些问题在越来越多国家,已经不成问题。

  人们对胖子致以的崇高敬意逐渐消退,文学作品也开始“叛变”。上过中学的人即使没有看过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年)的《匹克威克外传》,也至少听说过。在这本书里,所有人都是胖子。不过与文艺复兴时期不同,《匹克威克外传》把胖子划分为了富态的(plump)受人喜爱的胖子,和过度肥胖的(obese)令人厌恶的胖子。

  尽管此时人们并不知道肥胖与疾病存在何种联系,但人们终于还是关注起了自己的体重问题。1760年,公众体重设备(steelyards)在法国问世。而在这之前,人们对体重少有量化概念。

  对胖子的改观同样发生在中国。清末民初,“改革”随处可见。而肥胖被视为退化身体的标志之一,显然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东西。中国开始出现学习西方身体认知的风潮——结构化身体锻炼,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就倡导锻炼身体,认为这能使中国人身体健康。到了1913年,中国传统医学里一些涉及肥胖的文献重新被人拾起。

  人们对胖子的厌恶、对瘦子的热爱不断积攒,到20世纪60年代引来了一次爆发,那就是美国超模徐姿(Twiggy)。她的名字如果用英文直译过来,就是“纤细”的意思。也就是从她开始,模特儿被认为身材要纤瘦,她也因此被誉为“世界上第一位超级名模”。

  徐姿不仅带动时尚圈的审美观点改变,她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审美。人们对市面上徐姿钢笔、徐姿午餐盒趋之若鹜,只是因为它们和徐姿一样,都纤细玲珑。当时的《纽约客》甚至用“现象级”这个词来形容她。

  没有人能够阻挡,以瘦为美的大潮。西方世界的“瘦子旋风”,也刮到了其他欠发达地区。参与全球经济,或者接触到西方媒体/观点,都会影响人们对肥胖的看法。即使是先前那些坦然接受肥硕体型与肥胖的社会,也更喜欢瘦子了。

  达勒姆大学的琳达·布思罗伊德(Lynda Boothroyd)和她的同事们,分别在尼加拉瓜的几个村庄以及尼加拉瓜的首都马那瓜,调查了当地人最喜欢什么样体型的女人。

  在基本没有接触西方媒体的村庄,人们更青睐身材肥胖的女性,而对于瘦子好感最低;而在经济水平稍高的卡拉比拉村,人们可以接触到肥皂剧、美国电影和音乐录影带,他们对身材纤弱的女性的接受程度更高,对肥胖女性没有那么钟爱;而首都马那瓜市居民不受限制地接触西方媒体和文化,他们的普遍审美是:以瘦为美。

  在20世纪初,即便医学知识日新月异(例如1900年发现血型),医学界仍然认为携带额外的20到50磅多余的肉是健康的。多携带一定的“血肉”(flesh)被认为是一件令人安心的事情。它提供了一种“活力”的储备,可以防止一个人由于体力不支染上疾病。而瘦被认为是不健康的,是神经衰弱等疾病的源头。

  当然,如果“病人”有减重想法的话,医生也愿意开“减肥药”。20世纪20年代,风靡北美的减肥药是甲状腺药物;到了20世纪30年代,每个人似乎都是小白鼠,尝遍了DNP、苯甲胺、泻药等减肥药。这些药物后来被证明有副作用,甚至能致人死亡。

  真正率先对肥胖拉响警报的,不是医学界,而是保险业。20世纪初,有保险公司意外发现,那些体重在平均值以上的人,更容易死得早。20世纪30年代,有研究收集了从1909年到1928年的32家人寿保险公司报告,发现无论哪个年龄段,超重的男性死亡率都比平均值更高;而且体重越重,死亡率也越高。研究者之一就是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路易斯·都柏林。

  1942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分析处理了美国和加拿大500万人的年龄、体重与死亡率,推出了一份“理想的”身高体重表。有史以来头一遭,人们(以及他们的医生)可以拿自己的体重与标准表对比,测出他们应该有多重。

  比起保险业,医学界真的算是“失职”了。尽管之前医学界对肥胖的健康风险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总体上来说还是小打小闹。

  20世纪50年代之前,心血管和肾脏疾病以及糖尿病经常被认为是“退行性疾病”,而与肥胖无关。医生莱斯特·布雷斯洛(Lester Breslow)可能是医学界第一个“向保险公司低头”的人。他援引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数据,指出肥胖程度越重,由心脏病、肾病等疾病导致的死亡率就越高。

  这是医学上第一次提出,肥胖患病率的增加与美国人血管疾病发病率的增加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莱斯特苦口婆心地劝那些仍旧不肯认错的专家们:“与其接受这样的失败主义哲学,不如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这些疾病的病因因素和建立机制。”

  糖尿病也难逃相似的“被误诊”命运。之前对糖尿病的治疗方法基本只有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并不考虑摄入种类。1923年,胰岛素横空出世,但医生们把精力全放在胰岛素的用法和糖的摄入量上,而对于肥胖与糖尿病的关系毫不在意。

  二战中欧洲的部分地区出现饥荒现象,这本是一件坏事。但饥饿带来的卡路里稀缺却带来了健康益处:英国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死亡人数急剧下降。二战结束后,科学家阿罗德·希姆斯沃思(Harold Himsworth)研究证明了这确实与当时人类摄入脂肪减少相关。

  最终在1960年,医学界才提出了糖尿病分型理论,阐述了其中与肥胖有关的2型比由遗传导致的1型更常见。而在之前,肥胖对糖尿病的影响鲜有被提及。

  纵观人类历史,肥胖被真正钉在耻辱柱上的时间其实短得超出所有人想象。无论是以胖为美还是以瘦为美,其实都是生物与文化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按照今天全世界人们胖起来的趋势,胖子的春天恐怕很难再来了。

  2006年世卫组织第一次面向全世界建议征收“肥胖税”;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爱尔兰瑞安航空已经通过了向超重乘客多收取高达三分之一费用的“肥胖税”规定。那么,在这个世界大浪潮下,已经成为世界上胖子最多的国家的中国,下一步的举措会是什么呢?请中国的胖子们拭目以待。

  [5]朱伟明. 两种生命的存在方式——林黛玉, 薛宝钗形象及其文化意义[J]. 红楼梦学刊, 1994 (1): 155-166.

  [26]刘雪坚. 自卑与超越——关于林黛玉, 薛宝钗的心理分析[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1991 (1): 39-44.